这边厢邓舍、洪继勋在猜度朱元璋，那边厢朱元璋也在推测邓舍。
集庆，吴国公府，书房室内。
朱元璋、刘基、宋濂、陈遇、杨宪等人相对而坐。
除了这几人外，还有另外十来个陌生的面孔，将书房中填得满满腾腾。其中一人，年约五旬，坐在刘基的上首，仅次朱元璋之下，温和儒雅，生得面白长须，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是别人，正是定远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谋，习法家著作，“策事多中”，里中曾经推他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阳，与他道上相遇，“与语，悦之，留置麾下，俾掌书记”。当时，朱元璋还没有发迹，犹自尚归属濠州，屈于郭子兴等人下。从那个时候起，李善长就对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兴“为谗所惑”，抽调走了好几个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独李善长“终不弃去”。
再加上定远相距朱元璋的故乡不远，他两人可算是“同里”，又还有一层老乡的关系。因而自此之后，李善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并且随着朱元璋的逐渐发迹、持续不断地开疆拓土，他在吴军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到如今，已经是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俨然集庆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为韩国公，排名第一，是为开国首功，位次尚在徐达、常遇春之上。
——，他曾经与朱元璋对谈，把朱元璋比作汉高祖，把本人比作酂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酂侯，就是萧何。汉高定天下后，也曾经大封功臣，把萧何定为首功，是为“开国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从这一点而言，倒也确实不枉了他自比“酂侯”之说。
此外，又有数人。
一个叫宋思颜，一个叫秦从龙，一个叫李梦庚，一个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骐、汪河、孔克仁等。这些人，或是勋旧，或为亲信，俱乃是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为精华的人物。
比如宋思颜，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书省时，他便是唯一一个能与李善长同列，官居参议的人。又比如李梦庚、郭景祥，一个凤阳人，一个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军中“典文书、佐谋议”了。又比如毛骐，和李善长的“妇兄”王濂是老乡，他两个人是真正的“同里”，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来了。当渡江之初，朱元璋身边最得用的两个人，一个李善长，另一个就是毛骐。再又比如汪河，亦从渡江，曾为朱元璋出使察罕，“议论称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国后，曾被命“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由此可见，其人之学问、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赞赏的。
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处，场面较之方从哲那次来求见更加宏大，所为何事？
正是为商议张士诚出兵太湖之事。
同时，朱元璋也听说了察罕帖木儿已遣出援军，将至济宁。所以，此次的集会议事，也是为猜测海东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战术以及应对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议事，有个特点。
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属全部召来，而往往是会先私下里、小范围的先与亲信臣子商议过后，然后再扩大范围，把需要参与事情中的文武群臣们悉数召来，进一步地商议讨论。
就像这一次，他便是先和刘基、李善长、秦从龙等少数人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之后，才又把宋濂、杨宪、陈遇、宋思颜等人召来的。
要说，既已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又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如今，管辖集庆府政务方方面面的就是这群人。不将之召来，就无法仔细、深入地了解集庆府现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无足够的民力、财力乃至耐力来支持将来的行动。
等这一个会议再议论过了，随后他会召来徐达、常遇春之类的武将，再详细地当面分配任务，传发军令。所谓“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与刘基、秦从龙等人议定的可谓构架；与宋濂、陈遇等人议定的便是后勤；而之后与徐达、常遇春议定的才算是具体细节布置。
刚说到张士诚在太湖的动作。
朱元璋说道：“才得的情报，松江水军头领潘元绍於日前刚到了太湖，随其同行的，还有士诚麾下的步军悍将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嘿嘿，水陆齐出。从这个架势看来，他倒似乎是真想要与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绍，是张士诚的女婿，管领水军，虽酗酒嗜杀，但也是颇有战功的，乃是士诚的一个得力臂助。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在士诚军中虽不及李伯升等诸上将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时之选，皆以骁悍出名。
李善长接口说道：“计其水军，号称十万，但据线报，现在到位的至多数千而已。又再计其步卒，号称五万，一样据线报，到位的不足五千。”
“诸位卿家，你们认为士诚此举是真想与咱开战么？”
“‘书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此乃松江府内一个士子的诗句。士诚等本起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淫湎汰奢，贤豪不用。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素无大志，没有远见，以臣看来，虽然因为受到察罕的鼓动而驻军太湖，但只要主公一道军令下去，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他必定就会仓皇失措，绝无再敢有觊觎太湖、乃至觊觎我金陵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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