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议事，等到罗国器回到府上，已是薄暮。
今日早不比往日，想当初，邓舍刚刚得到益都的时候，百废待兴，在益都一穷二白，甚么根基也没有，兼且当时益都地方的官员、豪绅顽抗的少、投降的多，也不好大动干戈地就没收宅院，给臣下。那会儿，便是洪继勋、佟生养、邓承志来了，也是没地方可住。
而现如今，借助察罕来袭时、多有豪民作乱的原因，又借助文华国、张歹儿因此而统率虎狼之卒，风卷残云也似地清理周边府县中投敌地主的机会，益都府在颜之希、刘名将、鞠胜等本地人的牵头指挥下，也做成了一件大事。
——，凡在益都此战中，有“从虏”、“投机”罪名的，一概抄没其田宅，枭首示众。
城中的地主之流，或是因为在战时，本人有“瞻顾狐疑、不肯用事，借以投机鞑虏”的嫌疑，或是因受乡下亲族的连累，不少都被砍了头、抄了家。空出来的宅院，邓舍大笔一挥，命令益都府将之悉数分与了海东群臣凡有在益都分省任职的、三品以上官员。这种夺人田、杀人头、抄人家的事情，在乱世司空见惯。其实却也是丝毫不足以为奇的。
更早些的时候，那毛贵、王士诚来益都的时候，难道说便是单身一个人来的么？随行他们前来的文臣、武将有多少？来到了益都，这些人都住在哪儿？那王士诚的王府、那田家烈的大宅院，都是从哪儿来的？还不就都是从当地豪门手中抢来的府院。
罗国器才从浙西回来，张士诚的太尉府更绝，抢的庙宇。有元一代，尊崇佛教，江浙又富裕，苏州更是大邑，张士诚抢的那承天寺，修建的端是富丽堂皇，实在是巍峨高峻。抢来做殿宇，果然最妙不过。
说起庙宇，又还有那陈友谅，不但名字与张士诚有类似处，一个出自《论语》，一个出自《孟子》，他更且年前在采石，弑徐寿辉、自立为皇，登基称帝的时候，却也是一时寻不来好所在，用了一座五通庙来当作的行礼之处，并用为行殿。他两人也可算英雄所见略同，相映成趣了。
再有那朱元璋，从军前却也曾在庙里待过，是一个小小的和尚。江南群雄之中，他们这三个人都和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王府在庙里，一个登基在庙里，一个在庙里当过和尚。反过来说，似乎由此也可见蒙元时期，天下寺庙的昌盛程度了。张养浩说，天下人口，僧道占了十之八九。这话虽有夸大之处，却也不是没有根由的。
这庙宇，不但是一座庙，并且多有寺田，平时雇佣佃户耕种，每年收租、其所收成，或用来增建殿堂，或用来供养和尚。
大的寺庙，所拥有的田地乃能至有成千上万顷，有些名刹古寺，自己组建的还有僧兵，庙里的和尚们有些不守戒律的，在外边尚且建有外宅，娶的有妻妾。荒淫奢侈。说是出家人，何异地主豪强？
日子本来过的好好的，红巾一起，庙没了，地没了，妻、妾没了，日常供养他们的民脂民膏没了，只得狼狈奔窜，只求侥幸一生。何止和尚们，自红巾起事以来，各地的地主豪强更也是如此。
而话说回当下，相比别的红巾、义军杀戮地方豪强的行为，——很多的地方，红巾过处，旧有的豪门大户都是被杀的鸡犬不留。邓舍的行为，已经算是“仁厚”了。至少，他只杀不肯投靠他的，若肯投靠他的，比如颜之希、鞠胜、刘名将等等，对这些人，他不但不杀，还给以重任。
他深深的知道，体制如此，不依赖地主阶层，政权就难得稳定。但是不杀地主也不行，财富、土地都在地主们的手中，不杀地主，怎得来财富与土地？无有财富，怎得国用？没有土地，如何封赏功臣、招揽民心？
只是这杀与不杀，其间要把握好一个尺度。益都，是山东的腹心所在，必须要稳定，不和海东一条心的地主，就可以杀的狠一点。而其它府县的地主，就不能单纯的一杀了之。或留之、或迁徙之、或寻个罪名流放充军。总而言之，要以宽容为怀，但却也绝不可留情，“王霸道杂之”。
分给罗国器的府邸，就本是益都一个大户的宅院。
这个大户所以被抄家，却非因他投敌，而是因受了邻县亲戚的牵连。投敌的杀，受牵连的流放。前不久，才刚刚被流放去了高丽。拖家带口，几十人。连带整个那一批被流放的，单只益都周边府县加在一起，总共就不下二十户，人数有三四百。这也姑且算是邓舍迁徙山东豪强的前奏。
山东地方，诚如洪继勋的忧虑，豪强门户还是有不少的。
蒙元入主中原，山东豪强多有依附。鼎鼎大名的山东汉人三世侯，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益都李氏。虽然，益都李氏后叛蒙，兵败身死，覆灭的早。并且忽必烈也早有取消世侯、打压地方势力的举措，东平严氏的仕途也便是很顺畅，但是严氏与张氏却毕竟大族，在其任世侯的时候，权倾一地，至今尚有影响。又并且开枝散叶，家族的势力很是不小。
还有许多本任职在蒙元的官宦，或退休后回到乡中居住，或现仍然居官外地。对蒙元都是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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