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夜也点头道:“为一己之私,全不顾天下百姓。若是为官,恐怕也免不得祸害百姓。”
左相吴用、右相赵明诚、参知政事张叔夜,目下大梁宰辅仅此三位,两人给赵良嗣下了定论,也就绝了赵良嗣仕途。
晁盖听得两人都这般说,便也点头道:“退下吧。”
赵良嗣也知此生出仕无望了,颓然告退。
张叔夜出列奏道:“太子旗开得胜,不日即可打退西夏。臣请皇上让户部拨钱在陕西设立慈幼院、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慈幼院,朝廷出钱雇乳妇,收养弃儿,或者家贫丧母的孩子也可送到慈幼院。朝廷按月拨放钱米衣物,把这些幼儿养育成人,待其长大后,可自由择业,朝廷并不限制。
居养院则是收容老疾孤穷丐者,便是路途上没了钱财的行人也能得到救济。
安济院则是收留一些伤病的人,朝廷出钱为其医治。
漏泽园则主要是为了安葬居养院和安济坊故去的人,由朝廷安排墓地。
这不是大梁首创,而是由奸臣蔡京所创。
宋朝以前虽然也有朝廷救济制度,但是多为临时赈灾救济。
直到蔡京执政,才在各州府兴建这些场所,把临时救济改为常态。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
赵佶也曾得意的御笔写下:“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蔡京吹捧的“丰亨豫大”上,实际操作却出了很多问题,国库虽有钱,但是下拨的时候却要被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到了地方,朝廷拨的钱便不足了,为了迎合蔡京设立这些场所,很多州府都横征暴敛。
建好之后,又有人中饱私囊,很多地方管理不严,青壮年也混入其中。
这些弊端都成了反对蔡京变法的人攻讦的理由,蔡京每次罢官,这些场所便会被废弃。蔡京当政,然后再恢复。
反反复复,再加上蔡京贪滥,所用非人,这些坊院其实也并没起太大作用。
张叔夜和蔡京也是政敌,但他在地方任职多年,也一手创办过这些场所,知道这些场所对百姓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大梁免去百姓所有徭役和赋税,官府要用工也得出钱雇佣,不怕地方官因此扰害百姓,大梁对贪腐又查得紧。因此张叔夜出仕后,便想借着大梁的铁血,恢复这些救济场所。
户部尚书蒋敬出列奏道:“京东、河北刚刚铺开,两路每日用钱不下千贯,臣以为还是完善两地制度后,再推进此事为好。”
张叔夜却是力主此事,马上道:“陕西经历一场战火,孤寡伤病百姓必多,其他路或可暂缓,陕西路却是刻不容缓,否则恐有百姓倒毙于路。”
晁盖皱眉道:“朕不是下令陕西州府救济逃难百姓了吗?”
张叔夜恭声道:“各州府救济百姓也只是临时之举,而且一旦太子击退西夏,多数逃难百姓也便会回乡,到时京兆府等地的逃难百姓就会大量减少,地方官员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此事。只有各州府全部设立三院一园才是长久之计。”
蒋敬也不是不知此事的好处,只是他掌管了户部,不得不全盘考虑,道:“参政所言不错,只是陕西平定后,朝廷便要担负起六路的军俸。前几年陕西六路的军费支出都在两千多万贯,我朝免去徭役之后,这个数字还要加大不少。没了役丁,各地衙门支出也是大增。再把三院一园铺开,恐怕光是陕西、甘肃、青海、河北、京东、京畿六路全年的支出就要超过四千万贯了。不消一年,国库便告罄了。”
张叔夜皱眉道:“我朝军力强盛,西军也可比照京东、河北削减兵力,当可大幅减少军费支出。”
蒋敬摇头道:“兵事须问太子和诸位将军,我等却是插手不得。”
大梁文武分治,便是宰相也无权过问兵事,兵事只由皇帝和武官商议,太监更是被限死在宫中,不得封官,更不准参政、问兵。
张叔夜也是文武双全,但是因为太子掌管兵事,他又觉得太子武断,因此选了文官,也没问兵的资格。
张叔夜虽然觉得武将权利过大,但是太子主管兵事,晁盖也不希望大梁文臣掣肘武将,朝中官员更是没人敢出声,他一人也是独力难支。
既然无法节流,那便开源,如果朝廷赋税多了,自然也就可以推行三院一园了。
想及此,张叔夜道:“朝廷禁止了官员从商,商税该有不小的增长吧?”
大梁商税延续了宋朝的制度,驻税百分之三,行税百分之二。驻税是对坐贾征收,行税则是运输途中,关卡征收。
蒋敬道:“虽然少了官员夹带货物,却也减少了重复征税。宋朝商人路过一州,便可能会被征收数次行税。但是我朝一州只能收一次行税,因此商税恐怕也不会有明显的增长。”
晁盖道:“商税能有多少?”
蒋敬道:“赵佶当政时商税也不过一千万贯,我朝疆土还没有宋朝一半,而且江南才是赋税重地,恐怕只有二、三百万贯。”
晁盖皱眉道:“先前不是说宋朝赋税中商税过半吗?怎么又变成一千万贯了?”
蒋敬解释道:“商税还有榷税,朝廷专卖的盐、酒、茶、香、矾,加上这些榷税确实可以过半。但是解盐被田虎控制,海盐和茶都在江南,榷税便少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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