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司马灰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倒霉——是一种永远都不会错过的运气。”
十五岁那年,司马灰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右派,先后在学习班里因病去逝,走得匆忙,甚至连句话也没来得及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告诉司马灰应该去哪上学、到哪里吃饭,也没人理会他是死是活,等到把家中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从里到外再也一无所有,才知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他为了找条活路,只好跑到以前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黑屋”去谋生。
“黑屋”并不是一间黑色的房屋,而是远郊一个小镇的别名,镇子恰好位于两片秃山夹裆,风不调雨不顺,人穷地瘦,非常偏僻。战争时期,这里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房倒屋塌,遍地狼籍,浓烈的硝烟把残垣断壁都熏黑了,所以当地人以“黑屋”相称。
直至十年动乱,“黑屋”地区也未得到重建,这么多年以来,从没有任何正式居民回来居住。但是由于黑屋废墟当中有条铁路贯穿,每天都有数趟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所以吃铁道的人多来投奔此处,久而久之,就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底层人口的聚集之地。
当然这里边免不了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其中包括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四处流浪的拾荒者、从乡下跑到城市里的农民、在铁道上捡煤渣的、在江边码头上抗大包的、卖烤甘薯的”,甚至还有“受不了在边远地区插队之苦,私自逃回来的知识青年”。
他们在“黑屋”里结成帮派,大多依靠掏窑挖洞,以及在黑市上做些小买卖为生,没有正经职业,当然其中也不乏拧门撬锁、扒火车的贼偷,更有“平地抠饼、抄手拿佣”的地痞无赖。
在“黑屋”地区出没之辈,几乎都是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以外的人,政府不让做的事情他们全做,但是外界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却始终与此地绝缘,就连帖大字报的都不到这里来。每当有外人来驱赶搜查之时,黑屋帮便一哄而散,等到风声过去了,便又会重新聚集。各方势力都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只要别捅出大漏子来,谁又会去理会这些被抛弃在城市边缘的“社会渣子”。
司马灰所在的团伙里,都是一群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的半大孩子,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受到冲击的右派子女,当兵插队都还不够年龄,在社会上东游西荡,即没工作也没学上,更找不到亲戚朋友可以投奔,真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仗母娘见了踹三脚,连狗都嫌。”
这群半大的孩子,虽然有些人可以领到生活费,但那点钱根本不敷使用,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组成团伙杀向社会,因为时下流行的口号是“**思想如同春风吹遍大地”,故此号称“春风战斗团”,并且都在**像前庄严地发了誓:“今后要团结起来,同甘共苦干革命”。事实上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到处捣乱、惹祸,搅得一个地方上鸡犬不宁,城里的革命群众见了他们,没有一个不相骂的。
“春风战斗团”的性质,有几分近似于历史上盘据在英国雾都伦敦的“童党”,成员年龄普遍偏低,并且都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质。最后这伙“春风战斗团”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便成群结队地流蹿到“黑屋”附近,先后与地痞们打了几场群架,虽然吃了不小的亏,但所谓“不打不成交”,最后双方竟奇迹般地达成了谅解和共识,经过反复谈判磋商,终于明确划分出各自的地盘,混乱的局面暂时稳定了下来。
司马灰在“春风战斗团”中,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叫罗大海,也是一身英武气质,其父罗万山在是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法院工作的干部,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举家从东北迁到湖南,砸烂工检法的时候,罗万山被押去蹲了牛棚。剩下罗大海举目无亲,只得混迹街头,这小子仗着体格魁梧,相貌堂堂,身高和体力都超出同龄人许多,又爱管闲事,专要打抱不平,所以在同伙中很有号召力。只是他小时候在东北把嘴冻坏了,造成说起话来口齿不太清楚,可偏偏话多,因此上得了个绰号“罗大舌头”。
由于司马灰自幼拜过“文武先生”,学了些绿林本事在身,他不仅身手敏捷利落,胆色出众,而且能言善道,又懂得解放前那套江湖辞令,知道“行帮各派,义气为先”。占据在黑屋地区的市井之徒中,有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只有司马灰才能与他们搭得上话。所以司马灰和罗大海就成了“春风团”的首领,带领着数以百计的少年男女,整天在废墟铁道旁呼啸来去,席卷城郊,犹如一股骤起的飓风。
“春风团”虽然与“黑屋帮”商量好了以铁道为界,互不相侵,但罗大海等人的生存问题,并未就此得以解决,他们自居身份,绝不甘心去铁路上拾煤渣,或是从事下等的体力劳动。幸好司马灰心眼多,脑子来得快,还是由他想了个点子,他让众人将家里剩下的家式都搬回来,纳入棚屋临建,以此作为活动的据点,并且让年纪小的孩子们利用家庭背景之便,回到各自所属的机关食堂“顺手牵羊”。这是个苦肉计,即使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因为派出去的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工作人员又大都与其父母是相识的同事,谁也不能忍心去抓他们,多半还会把自己打来的饭菜分给这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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