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二零五六年七月十五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
随后，陆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论点，申请了一笔专项科研经费，用来开发探测光速飞行物体的设备。
八月底，基础研究工作完成。
采用的探测原理，就是重力场波动理论，即以反重力场技术推进的物体在以光速飞行的时候，会对附近的重力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重力场波动，也就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这种反常现象。
在理论上，该技术能够大致确定光速物体的飞行轨迹。
到了九月份，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第一台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探测理论是否行得通，也没有人知道这台耗费巨大的仪器能否正常工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次实验。
可惜的是，制造第二艘“深空”飞船需要大半年，而且当时中国的仓库里也没有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了。
到最后，还是海军决定让“飞龙”号退役，才提供了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
二零五六年底，“深空2”号宇宙飞船建成，陆雯准备进行第二次光速飞行实验，并且借此机会测试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与“深空”号相比，“深空2”号才是真正的宇宙飞船。
说得简单一些，“深空2”号比“深空”号大得多，质量大约是“深空”号的十倍，而且有更多的子系统。
当时，为国际空间站研制的“轨道飞行器”已经制造出了第一台样机。
严格说来，“轨道飞行器”是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为基础，具备往返飞行能力的宇航平台。
后来，“轨道飞行器”取代了所有化学能火箭。
虽然在二零五六年底问世的只是一架样机，但是借助“深空”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具备了实际应用价值。
这架被命名为“宇宙彩虹”的轨道飞行器，其实是一个庞然大物。
最初的时候，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任务，应该首先造一个小一点的，在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参数之后，再造一个更大的，以逐步提高的方式来进行系统化的建造，从而解决建造过程中遇到的麻烦。
必须承认，这是很正确的做法。
只是，在大战结束后，局势的变化与一些意外收获，帮助中国工程师坚决了建造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首先，军队的作战压力降低，可以做一些与战争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比如，帮助科学家改造一架具备轨道飞行能力的战斗机，收集进行轨道往返飞行所必须的数据。
当时，空军打算把J-40的原形机改造成轨道战斗机。
这个想法很现实，因为J-40本来就是一种亚轨道战斗机，而且在研制的过程中，技术指标没有缩水，不然也不会拖到大战结束之前才制造出原形机（大战的最后半年，J-40的低配版本就已量产，而且装备了部队，成为了中国空军最主要的护航战斗机，只是装备量远不如J-33系列战斗机，所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美国空军在大战后期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所以J-40没能与F-51A在空中遭遇。直到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空军才用缴获的F-51A与J-40进行了对比测试，并且认为F-51A的某些性能在J-40之上，而且很多设计方式值得借鉴。也正是这一判断，使得战后很多人认为，如果F-51A能够提前一年加入美国空军，战争进程就会改变，中国就不可能在二零五六年八月取胜，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战斗机能够帮助美国取胜）。也就是说，J-40只要稍加改进，就能成为一架只能搭载两名飞行员的航天飞机。
只是，中国空军没有这么做。
当时，完整板的J-40原形机就只有四架，都承担了大量试飞工作，哪怕拿一架去搞科学研究，也会对J-40的研制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别忘了，大战结束后，军费开支肯定会大幅度减少，很多装备项目都得下马，而且首先会终止还没有完成的装备项目。空军正指望着J-40的研制工作能够早点完成，赶在二零五七到二零五八财年到来之前量产，不然该项目很有可能被砍掉，或者延迟。结果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空军不愿意拿出宝贵的原形机供科学家做实验。
后来，空军提出提供几架J-33M。
只是，这种战斗机并不适合改造成航天飞机，而且就算能够改造，难度也太大，赶不上科研进度。
最后，科学家选择了从美国缴获的F-51A。
只是，改造之后的F-51A，已经完全没有战斗机的样子了。比如，拆除了发动机，把机翼砍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只勉强够在大气层内滑翔飞行，还把机身扩大了一倍，以便安装反重力场推进系统。
改到最后，被保留下来的，也就只有飞行员生命维持系统了。
利用这架改装得到了小型航天飞机，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在一个月内，收集到了大量的飞行数据。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制造一架小型实验飞行器了。
随后，情报机构在美国的一个重大发现，帮了中国工程师的大忙。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也在搞反重力场技术，而且进度仅次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到了战争后期，美国有很多极为疯狂的装备计划，其中就包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技术为基础的太空轰炸机。到美国宣布投降的是，美国的工程师已经完成了太空轰炸机的基本设计，就等着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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