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秀波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次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四年，变化最大的不是军队，而是国内社会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遇到了瓶颈。
虽然没有任何人承认，特别是高层当权者，但是包括傅秀波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经济改革上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权力的高度垄断，导致行业的高度垄断。
除掉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仅从经济角度出发，问题就是国营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利润丰厚的行业，导致国家的一些基本政策，特别是对企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金融政策偏向国营企业，使得数量众多、提供了全社会百分之七十就业岗位的私营企业经营困难，丧失了经济活力。
这个问题，在二零一一年前后表现得最为突出。
当时，一些地区的大部分私营企业家不再从事实业，而是把钱拿去搞风险投资，甚至移民海外。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继续恶化，中国离完蛋也就不远了。
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大国，在世界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实业做基础。也许，对瑞士、新加坡这些小国来说，搞金融业也能发家致富，对沙特、阿联酋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不是问题，对希腊、泰国这些人文与自然风景优美的国家来说，靠旅游业也能过得很滋润，可是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做实业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了很多发达国家。
德国与日本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先后成为全球第三大与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实业。
中国没了实业，将什么也不是。
虽然国家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国内的私营企业，但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让私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进入高利润行业发展壮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平心而论，傅秀波顶住压力，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与朝鲜签署了多份经济合作协议，就是想“借鸡生蛋”，让更加擅长把握机会、嗅觉更加灵敏的私营企业在朝鲜发展壮大。
战后四年，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
通过在朝鲜开采资源、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开拓朝鲜的消费市场等等，中国的私营企业完成了从弱小到强大的转变。
也正如他预料的一样，积累了资本的私营企业开始反攻本土。
私营企业的回归，成为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也为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或者说，埋下了种子。
虽然这颗种子已经发芽，但是还没有成长壮大。
只要有良好的环境，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迟早会成长为撑天大树。
问题是，强大的私营资本，绝对不是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也绝对不是一颗刚刚冒出地面的嫩芽。
为了成长，这股强大的力量必然会努力争取更加优越的条件。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
因为是通过战争、或者说战争带来的回报发展壮大的，所以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产生了一种很有问题的思潮，即认为只有战争才能帮助民营资本发展壮大，也只有战争才能带来更多的利益。
这种思潮并不罕见，实际上早就出现了，只不过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战争就被资本家当成了摇钱树。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也产生过类似的思潮，并且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只是当时的中国没有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通过战争掠夺的利益发展起来的。
从根本上，傅秀波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中国可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不能回避道路上的敌人。中国可以不用战争来掠夺其他国家与民族，但是必须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问题是，四年下来，这不但是商人的想法，还成了一股社会思潮。
这下，问题严重了。
如果全社会都认同一个极端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最极端的例证就是二战之前的德国。
可是，要想改变这种思潮却不容易。
原因很简单，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获益的，不仅仅有民营企业家，还有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两百多万军人！
对民众来说，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带动全面市场竞争，使得社会物价成本降低、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岗位，让更加广大的民众能够通过努力劳动，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当然，这也正是中国坚持改革的根本目的。
问题是，这些变化，却让很多人产生了极端错误的认识。
如果仅仅只是民间的思潮，这还不是大问题，毕竟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发展到民意能够主宰一切的程度。
在傅秀波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军队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
显然，这就不是可以忽视的问题了。
如果军人整天想着打仗，而且是打出去，在战争中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那么迟早有一天，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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