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鲁善工一愣，这是什么节奏？
梁海生笑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上面有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
“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部都风化，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当时我父亲跟专家商量很久，讨论如何打包。”
“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按，使纸张接近石身，干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
“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这才保证那些石鼓毫发未伤！”
鲁善工听完有些郁闷，忍不住试探道：“这么多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丢失？”
梁海生没有听出话外音，得意道：“按照规定文物每到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
“我父亲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
“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巧合的是，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金陵，到1947年文物回来，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完整如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鲁善工暗自叹气，突然又想起什么，既然没有丢失，追问道：“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青铜器，怎么受得自然的侵袭？”
丢不了，总有破损的吧？
“哈哈哈，你算问到点上喽！”梁海生品口酒，洋洋得意道：“为解决这两大问题，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哪一箱需要晒，随行专家都是内行，每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耿宝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唏嘘道：“那段经历我毕生难忘，还记得在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
“我和同事们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老祖宗最好的瓷器字画，晚上就跟随行家眷的孩子们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玩的不亦乐乎。”
“后来参观去宝岛故宫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很多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我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就算轰炸的时候也一样。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
梁海生动情道：“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否则就算死后，祖先也会指着鼻子骂你是不孝子！”
“你还记得老庄吗？”耿宝昌问梁海生道：“就是那个整天喜欢唱戏的老人？”
看见梁海生笑着点头，给鲁善工解释道：“庄尚严一路保护文物到宝岛，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45年。”
“有人曾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老爷子爱不释手，晚年还自称守藏吏，到死这件事也是最大骄傲。”
“是啊，景仁殿再大，也填不下好人的爱国之心！”
梁海生双眼微红，慢慢站起身，举起手里的酒杯，大声道：“文物南迁，是一场举国合力完成的奇迹，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
“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文物运出京城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保护。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
“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到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
“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格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其中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但听说是咱们国家的文物，从来没有二话，都觉得这是责任。”
说完把酒轻轻洒在地上，表示对前辈的敬意。鲁善工也站起身，同样做，然后又敬两位老爷子，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故宫今天。
“哎，难道真没有任何线索？”
鲁善工有些丧气，十几万件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少一件？
自己如何下手！
“说起这个，让我想起当年的另一个案子。”耿宝昌灵光一闪，脱口道：“当年故宫院长易培基，伙同其女婿李宗侗监守自盗，携卷大量国宝逃匿无踪。”
“咦？真有这种事！”
鲁善工眼前一亮，赶紧追问道：“什么情况？”
“易培基，故宫第一位院长，当年马衡只是副院长。他的女婿李宗侗，是故宫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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