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殿内参与午朝的大臣尽管都没有说话，但对马文升的奏请却颇有些不以为然。
鞑靼人犯边，你们军方龟缩不出，分明是怯战，却要把责任归咎到武器落后上，这是要找理由开脱啊！
但马文升怎么都是名臣，而且还是功绩卓著的老臣，弘治十三年朝堂七卿的更替中，只有他跟刚上任户部尚书不久的刘大夏没有变动职位，其余各部尚书、左都御史，皆致仕或者是调离本来职位。
吏部尚书屠滽被理科都给事中魏玒等人弹劾，说他结交外放外地大臣，给这些大臣升迁行方便，尽管弘治皇帝没有接纳弹劾，但屠滽自行请求致仕，最后得到弘治皇帝准允，皇帝赐屠滽每月米三石、杂役四人返乡，这样的能臣只能落得个黯然回家种地的下场。
如今代替屠滽担任吏部尚书的是刚从南京回来的倪岳。
倪岳可是位牛人，弘治六年便是礼部尚书，但因为挡了与张皇后家有姻亲关系的徐琼的道，弘治九年调任南京吏部尚书，随后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等徐琼致仕，他又回到京城，担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
刑部尚书白昂致仕，代替他的是左都御史闵圭，左都御史如今为前南京刑部尚书戴珊，礼部尚书由原来的礼部左侍郎傅瀚充任。
工部尚书徐贯致仕，代替他的是工部左侍郎曾鉴。
因为坐到六部尚书的位子上对于非翰林出身的阁臣来说，官已经算是做到头了，想撤下来要么是在六部尚书间调动，要么只能乞老致仕。就算有一点过错，皇帝要责罚，也不好意思降职，让一个尚书回去做侍郎显然不合适，又不好罢官，毕竟能做到尚书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臣，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所以有明一朝，只要官至尚书，谁若是被弹劾，这头奏章递上去，另一头就得上书乞骸骨，基本成为定例。
当臣子的不能让皇帝为难，皇帝是可以把弹劾的奏本给驳回来，可当大臣的不能不识相。当然，如果简在帝心，一切自然以皇帝的意思为准则，真要强迫你留下也没谁敢发杂音。
如此一来，朝堂上换了许多生面孔，但这些生面孔其实对于大臣来说都是老面孔。朝廷上下有威望的老臣就那么些，大明能做到七卿和阁老的，都是在朝中打拼多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算是熟人。
老臣基本有个特点，那就是察言观色，不会逆着皇帝的意思做事，凡事都先看看皇帝的脸色，揣摩一下上意，再说话。
这次马文升所奏事情，弘治皇帝未置可否，但下面的大臣就会想……皇帝这是不满意啊！
马文升景泰二年为官，到如今已是四朝元老，算得上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平常时候马文升但凡奏请什么，只要不是很过分，弘治皇帝都会准允，这是对老臣的尊重。
可这次马文升奏请的却是为边疆将士更换装备、增加军饷，皇帝没有允许，那就是心里不同意，但却不好拒绝。
朝廷缺钱呐。
西北用兵结束，鞑靼人又杀来了，那边黄河水患刚闹完，今年华北和中原地区就是大旱，而且其他地方也是大小灾不断，朝廷再有钱也经不起折腾，就算好年景，提出为军队更换装备皇帝都要思来想去，更别说这种时候。
不想花钱，却又想打胜仗，天下间就没这等好事，马文升的奏请本来没什么不对，大明朝军队装备落后，都快连草原上茹毛饮血的鞑靼人都不如了。
眼下大明跟鞑靼交恶，以后战事少不了，不赶紧更换一下装备，等鞑靼人卷土重来可就不好应付了。
皇帝不想花钱，下面的大臣就只能帮衬着说点儿什么，右都御史史琳出列道：“陛下，臣以为边疆将士避而不战，不在兵器盔甲，而在怯战之心，鞑靼骑兵不过数万，我大明边疆有守军数十万，为何固守不出？”
史琳话音落下，与刘大夏同举进士的左都御史戴珊不由瞪了史琳一眼，显然史琳这番话不太符合戴珊的心意。
戴珊和刘大夏关系很好，跟马文升也处得不错，而且满朝上下，谁不敬重马文升这样的四朝元老？你在皇帝面前直接驳斥马文升的意见也就罢了，还说出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就是这次鞑靼人犯边，大明不是以武力驱走外夷，而是眼睁睁看着鞑靼人抢劫完后扬长而去。
不过这只能说史琳这样的老臣眼里揉不得沙子，即便你马文升功勋卓著位列七卿又如何？我左右右都御史就事论事，觉得你不对，凭什么不说话指出来？
谢迁却在那儿嘀咕：“北关若真有数十万兵马，断不至于此。”
朱祐樘点了点头，却不知是他同意史琳的说法，还是赞同马文升的奏请，朱祐樘看着工部尚书曾鉴，问道：“工部军器局内，尚存有多少兵器？”
这个问题可把曾鉴难住了。
曾鉴升迁不到两个月，他以前在工部左侍郎位子上负责的是各省的水利督造，因为弘治朝水患严重，朝廷最重视的就是各大江大河的治理，反倒对于工部军器局这种偏冷的衙门，他没来得及做功课。
马文升看了曾鉴一眼，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马文升看来，把督造兵器的重担交给工部，还不如留在兵部，如此才好上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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