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冯紫英所说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句话有些不太熟悉，但是以翁氏兄弟的经验还是能理解这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安定的世道的意思，二人心里都是一沉。
江南人心躁动不是秘密，包括南京六部都对朝廷怨气很大，尤其是苏湖常嘉松杭这诸府赋税最重的地区更是群情激奋，朝廷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在江南诸府增加赋税，而且这几府都是重头，也难怪士绅们怨声载道。
但相对于不靠土地收成为主的商贾们来说，这种影响就要小得多，而且朝廷开海之后，宁波迅速成为海贸大港，松江的棉布、苏杭的丝绸锦缎、绍兴、宁国的染料、纸墨，湖州的笔、珠，苏州、杭州、徽州的茶、砚台，江右的瓷器，都迅速成为海贸中的大宗产品，可以说短短几年间，宁波的海贸便比开海之前增长了何止十倍，宁波市舶司的关税也是暴涨，成为商部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可以说开海之略对整个江南商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不但极大促进了一些商贾士绅向实业商人转化，同时也使得原来一些内贸商人开始向海贸商人转进，虽然内贸仍然在贸易这个领域中占据着大头，但是海贸的广阔市场无疑成为了内贸的一个巨大补充，而不像以前纯粹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添头，只是作为那些走私商人的专属。
内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既得益于开海之策，更得益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那个正经商人是希望战乱时代的。
尤其是现在内外贸易都快速膨胀的情形下，占据着产业链优势的大周商品对于日本、朝鲜、琉球和南洋乃至西夷几乎都是碾压性的。
朝鲜能拿出来的就无外乎是参茸鹿皮这类土特产，日本则能提供白银、硫磺等，而南洋的香料、名贵木材以及铜、锡就成为大宗物资，而西夷人则只能依靠火铳、钟表这类物件来作为交易物，或者就干脆用银子来交易，但无论如何，大周丰富的产品都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优势碾压。
不过对于商人们来说，他们并不在意这一点，只要采购回去的货物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能够有丰厚的利润，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白银不断输入大周形成的入超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
对于不但在实业占据了相当地位，同时也开始深度介入海贸的洞庭商人来说，无疑是最不愿意看到朝廷和江南的交恶的。
虽然他们不确定江南士绅们会“激烈抗争”到哪一步，比如会不会抗争到罢工罢市，拒绝上缴赋税，甚至断绝漕运粮食，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那就意味着朝廷恐怕要对江南士绅进行一轮清洗，甚至可能引发战事，那带来的血雨腥风，肯定会对整个江南的商贸带来巨大伤害，毕竟这些士绅不但都是大地主，而且也有相当部分也属于工场主和贸易商。
舔了舔有些发涩发苦的嘴唇，翁启明看了一眼身旁一言不发许成栋，然后又看了一眼低眉沉思的兄弟，知道该自己表态了，清了清嗓子：“大人，江南当然希望世道安稳，但您也知道现在江南赋税委实太高，士绅也是逼于无奈，……”
这种情形下是肯定要替江南士绅辩解一番的，无论内心怎么想，这表面态度肯定要端正，否则一旦传出去，翁家在江南就要成为士绅的千夫所指了。
“朝廷隔三差五加征赋税，而田力有尽头，哪里经得起这般无休止的加征？士绅还需要安抚教化民众，修桥铺路这些官府难以顾及的事情，都需要地方士绅来做，所以也还要请朝廷理解我们这些江南人的苦处难处啊。”
“朝廷的难处又有何人能理解呢？”冯紫英一样需要把屁股坐正，面色却很平和，“建州女真的威胁诸公应该清楚，蒙古左翼去年入侵京畿，带来流民上百万，朝廷并没有临时加征赋税吧？蒙古右翼年年寇边，蒙兀儿人和西海蒙古亦是蠢蠢欲动，西北四镇防守西北边陲，将士沐风栉雨，卧冰饮雪，虽说诸公远在江南，难道就可以无视？难道真要等到前宋故事重演，诸公才来幡然悔悟，恐怕就悔之晚矣了。”
冯紫英叹了一口气，“再说了，这几年来北地连年大旱，江南不是不知，朝廷现在也艰难，若是朝廷赈济不力，导致这些北地流民渡江南下，我不知道江南士绅作何感想？”
这话语说得心平气和，但是却是隐含威胁。
北地流民问题历来是朝廷最大的担心，动辄数万甚至十万，一旦真的朝廷放任甚至是支助这些北地流民渡江南下，那对于江南简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想一想唐末黄巢大军南下给江南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就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朝廷真的放任几十万流民南下，有点流民就食无去，必然演变成为暴力抢掠最终演变成暴乱，江南士民安逸已久，加之朝廷精锐官军皆在北地边陲，江南空虚，哪里经得起这些北地暴民的冲击？
翁启阳无言以对。
站在冯紫英的角度，这番话也说得没错，北地连年大旱，赋税根本就收不起来，全靠江南赋税养活边军，弹压北地，若是江南拖欠赋税，这不说边军如何，单单是无法赈济这北地流民，都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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